1940年
云南文山喜古乡人余和谦响应号召，到昆明做抗战后勤工作。在战争中，他发现自己家乡主产的三七效果很神奇，能够迅速愈伤止血。遗憾的是，时值三七野生资源枯竭，三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高，人工栽培极易受病虫害困扰，难以形成规模化种植，产量稀少，贵如金不换，很多伤病的将士都用不上。看到处在痛苦中的将士们，余和谦萌发了种植三七、治病救人的念头。
1946年
抗战胜利，余和谦辞去飞虎队后勤军酒厂技术员服务员，到文山马关农场一个种三七的亲戚家要了一衣兜红籽（三七种子），回到喜古乡，开始在自家土地里种植三七。
1952年
余和谦开始扩大三七种植规模，正好遇上土地改革，因其种植三七产生了较高的经济价值被划定为地主分子，三七地也被没收归公。土改后分得了少量土地，余和谦又开始在自家地里小规模种植三七。
1958年
人民公社时期，三七地再次被收归燎原人民公社，而余和谦因为种植技术好，责任心强，在公社担任技术员，直至人民公社解散后，仍在生产队一直担任三七种植的主要技术员。在建国初期，他因地主身份被下放到永丰苗寨，与那里的苗族同胞结下深厚情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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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1年
刚初中毕业的余子畏进入生产队，一边做着生产队繁重的农活，一边跟父亲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学习三七种植技术。在父亲的指导下，1963年，余子畏和叔叔余和群便可以独立完成三七栽种、生产管理及采收全过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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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4年
四清运动开始，余家刚有收成的三七再次被收归集体，但是社会的动荡变化改变不了余子畏从小培养起来的三七情结，亦动摇不了他对三七的热爱，在承接了父亲的三七种植技术后，只要一有机会就不断钻研三七种植技术，而无论他在种菜或是挖沟、修路，只要生产队的三七种植遇到麻烦，余子畏总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，并能够圆满地处理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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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0年
通过五年的集体努力加之余家父子的技术指导，三七种植规模及产量极大提升。据老人们回忆，当时余家所在的生产队，普通社员每人每天均可评到至少3元的工分，一月下来除了分得粮食、蔬菜外，还可以收入90元以上的工资，超过了当时县长每月87元的工资，很快喜古乡的富裕名造一方，文山各地看到喜古乡种植三七赚了钱，也纷纷开始效仿，上门取经、讨教的人多了，余家父子也就更加忙碌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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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
三七自身质量问题及产量过剩等原因导致三七市场价格下跌90%以上（由400元/KG跌至不足40元/KG）。多数种植三七的老百姓都血本无归，三七产业跌入历史最低谷。余子畏因为种植技术稳定，三七产量和质量较好，并未受太大影响。此后，他开始潜心研究无公害三七栽培技术。他在三七种植过程中避免使用高毒高残留的农药，以农家肥为主，并潜心学习研究三七病虫害防治。1993年，余子畏同文山三七种植研究专家陈树旋老师一起，首先发现了三七圆斑病，并于1997年分别在《植物保护》、《植物检疫》上发表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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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8年
余育启认为人要成才，一是具有再学习的文化基础，二是吃苦耐劳的实干精神。他觉得自己最缺乏第二点，于是卷起行李来到老君山上最艰苦的老屋基三七种植基地，在七地中间搭个双人床大小的棚子，做最苦最累的活，一呆一年半。也正是这段与三七朝夕相处的日子，让余育启真正地了解了三七，爱上了三七，决心将此作为终身的事业，在父辈的基础上发扬光大——做世界三七品牌。
1999年
余育启遇到一个做外贸的老前辈，建议他将三七送去检测，如果合格就可高价出口日本。当时，云南省出入境检测检疫局检测出余氏三七全部品质优良。受一位同学启发，余育启白天在七地干活，晚上赶到文山县城当时唯一的网吧学电脑，终于把检测报告放到网上。很快，余家人就开始接到一些“特殊”的电话——做父母的还不知道，儿子已经开始在网上，并且是和外贸商做生意了。以标准严苛出名的日本，在80年代三七农残重金属危机之后，重新找到高品质的三七。自此，余氏三七进入日本高端原料市场。
2001年
余育启创立文山苗乡三七种植场，在原有三七种植技术基础上进行规范化、规模化管理，从此开创了苗乡三七的品牌事业，同时开始自主开发国内外市场。
2003年
文山市苗乡三七种植场，经历2001—2003年的快速发展，于2003年7月25日，成立文山市苗乡三七实业有限公司。此次改制主要完成了从个人独资向股份制的转变，增加注册资本，给为公司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员工配送了股份，共同分享三七带来的财富。同时，此次改制也使企业产权结构和管理体系更趋于现代企业,开启了三七品牌化时代。
经历三代，走过历史，锤炼品牌，走向世界
从深山到都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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祖先的智慧，家族的启示，技术的突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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